我們的二樓書店 我們的啓蒙年代

我們的二樓書店　我們的啓蒙年代
張楚勇

青文書屋的老闆羅志華猝然而逝，我總感到好像欠了他什麼似的。

其實我不算真的認識羅志華。我們面對面交談，許怕只有一次。大概在2001年吧。經過了一番折騰，青文書屋終於出版了梁美儀和文思慧編的《專業交叉點》。由於我是該書作者之一，可以有兩冊作報酬，於是我便跑上青文取書，也就是這樣見過羅志華。

我也和羅志華通過好幾次電話。最後一次收到羅志華的電話，是在2006年青文書屋結業前數月。在電話中，羅志華跟 我談到書屋的經營周轉有問題，他問不知以前主辦過青年文學獎的「老鬼」（即資深成員）能否籌集十萬元應急。電話中我不忍對他潑冷水，答應盡些綿力。但心底 裏其實大家都知道，儘管文學獎的弟兄姐妹多是有心人，但時移世易，仝人式經營的書店的前景，大家是心中有數的。後來我跟曾任第七屆文學獎幹事的鄭啓明了解 情况，得悉羅志華也曾跟他聯絡。啓明與我都知道，沒有文獎人會覺得青文書屋當時的經營模式是可以維持下去的。沒多久，我便從報上讀到青文結業的消息。

辦店理想：文學從生活出發

曾幾何時，我也是青文書屋老闆之一。1981年青文書屋在灣仔莊士敦道開業時，我是創辦人之一。青文能夠開業，是因為在上世紀70年代通過青年文學獎的旗幟，凝聚了一大羣熱愛文學、關心社會、對人文處境充滿感受的年輕人。這羣人當中的一部分，希望能把洪清田1972年開創的青年文學獎所標榜的「文學應從生活出發」的理想從校園帶到社會，而創立青文書屋，正是這種努力的重要一着。

那是一個追求理想的年代。1978年，我在香港大學學生會接手主辦青年文學獎，成為第六屆籌委會主席。中大學生會的陳慶源在卸下第五屆職務之後，願意在中大繼續留任第六屆。那時我們是初生 之犢，秉承着70年代學生運動的理想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傳統，視青年文學獎為一項文學運動。78年底我們創辦《青年文學》，在創刊辭中，我們不畏天高地厚的刊出由陳慶源草擬的這段豪情壯語：

「我們有一個宏願，要建築一座堅固的大橋。橋的這端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橋的另一端是通向人類終極的理想。我們辦文學獎……〔是〕要推動一種風氣，要掀起一個波瀾壯闊的運動。我們堅信文學能導人思索、發人深省，更能開拓人類的創造力，改變不合理的現實，建立理想的世界。」

我們幾十名二十出頭的小伙子，在中大和港大的三四年中，根本就是以學生會為家。我們課堂可以不上，老家可以不回，但文學獎和學生會的事，卻不可以不辦好。我們徵文，搞講座，辦文學生活營，組織中學生文社，出版文集、《青年文學》、《青草地》，上電台主持文學節目，在大學中學搞大型書展。我們網羅在香港的傑出作家當評判，請漫畫家王司馬為文集設計封面，到台灣找到雕刻家朱銘為我們雕出李白醉酒的獎座，更跑去北京拜會新文學的大師朱光潛、沈從文、艾青等。我們通宵達旦的為文學獎宣傳。在港 大的同學經常把文學獎的海報從筲箕灣張貼到堅尼地城，口中唱着 「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的歌詞，手起掃帚落，把一張張黏上熱暖暖漿糊的文學獎海報，貼到大街小巷。遇到一些原本貼上了不良海報（如黃賭毒）的地方，我們便將之鋪上文學獎的新裝。在爆發「金禧事件」時，我們便一手拿文學獎的海報，一手拿反對教育署封校的海報去張貼。遇上警察查過問時，便張 貼宣傳文學獎的海報，當警察遠離後，便張貼支持金禧中學師生罷課、要求當局正視學校斂財的指稱的海報。你說這是空想也好、浪漫也好，當時我們真的很希望相 信「當青年燃點起文學，香港便有了希望。」（詩人乞靈語，第三屆文學獎主席。）30多年過去了。我們燃點起了文學嗎？如果燃點了，幹嗎青文書屋要「執笠」，羅老闆會被青文的「遺書」壓死呢！講求實際的人當然從來都不相信青年文學獎的一套，因為這只會燃燒青春，浪費時光，「好天真、好傻」，到頭來不但兩餐一宿也成問題，搞不好就像羅志華般賠上了性命。但是，我們的文化人也真夠是又天真又傻，都認為羅志華求仁得仁，周兆祥在紀念羅志華時還提到是開慶祝會的時候。

當年文史哲書「市况」好多了

回想文獎人80年代初決心開辦青文書屋時也是逆水行舟，但我們的境况畢竟要比羅志華好得多。當年我們在大學搞書展，賣的都是文史哲的書，五天下來營業額便有十萬。通過書展，我們還認識了當時南山書店的何月東，後來更因為彼此理念相通，一拍即合，認為要在校外延續文學獎的理想，便應發展文化企業，辦書屋是第一着。何月東因此也理所當然地成為青文的經理，實際主持業務。

我們那時還有滿腦子計劃。除了書屋外，陳慶源還大力鼓勵擅長寫作的第五屆文學獎籌委陳錦昌在青文書屋樓上成立青年作者協會，以凝聚青年作者。由於我們的活 動參加者少則百計，多則過千，只要有計劃地調配，我們在校內外的人手不是大問題，因此，開業一年何月東便曾經在暑期前在一百家中學舉辦過書展。書屋更是以文會友的地方，所以我們請負責設計的家能把部分書架設計成在收市後可以用來開會的書桌，以便舉辦文化沙龍。出版方面，我們很想學習當時台灣的遠景出版社，有系統的鼓勵香港年青作者出版著作。我記得在我主辦文學獎時看見第三屆的文集甚有市場，於是決定再版一萬冊，不出一年通過我們的活動和書展便售清，因此便 更覺是大有用武之地。

又一個分道揚鑣的結局

不過，要落實青年文學獎的宏願，其實是談何容易。參與文學獎的弟兄姐妹，個個都是君子。但君子卻也有意見不同、策略相左的時候。我們這個靠理想凝聚的羣體一旦在理念上出現分歧，便直接影響青文書屋的發展。加上大學畢業後現實上大家都難免要各奔前程，書屋經營的重擔，最後都落在何月東肩上。1987年我和太太遠赴英倫工作，售出了我在書屋中的所有股權，從此再沒有參與青文的事務。後來得知馬國明的曙光和青文分享門市，青文不再租用樓下的單位作藏書之用，以及何月東轉讓青文給馬國明，自己在旺角另行開設文星圖書，直接從國內出版商訂書作門市出售。到我於1994 年舉家回來時，發現承接經營青文的，已是我不認識的羅志華了。

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的顏回，是孔子認為在他的弟子中，最能體現仁的一個。羅志華十多二十年前起挑起青文書屋的擔子後，對這沒有商業前途的二樓書屋及其文化出版事業，從來都是不離不棄，只問耕耘，至死不渝。他經營想必是歪離商業法則，對大眾市場的需求更加視而不見。

但他在擇善非常固執之時，處於困乏而不改其志，最後更裹甲屍還，難怪朋友都認為他求仁得仁。相比起來，我這個青文的創辦人便變得空有宏願，難免感到欠下他什麼似的。

（原刊二ＯＯ八年三月六日《明報》）